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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进论五首
【夏论】
圣人之道，苟可以安于天下，不求夫为异也。尧舜传之贤，而禹传之子。天下以为禹无圣人而传之，而后授之其子孙也。夫圣人之于天下，不从其所安而为之，而求异夫天下之人，何其用心之浅邪？昔者汤有伊尹，武王有周公。而周公，文王之子，武王之弟也。汤之太甲，武之成王，皆可以为天下，而汤不能与其臣，武王不以与其弟，诚以为其子之才，不至于乱天下者，则无事乎授之他人而以为异也。而天下之人，何独疑夫禹载？今夫人之爱其子，是天下之通义也。有得焉而思以予其子孙，人情之所皆然也。圣人以是为不可易，故从而听之，使之父子相继而无相乱。以至于尧，尧举天下而授之舜，舜得尧之天下而又授之禹。举天下而授之人，此圣人之所以大过人，而天下后世之所不能也。天下后世之所不能，而圣人独为之，岂以为异哉！夫天下之人不能皆贤而有异人焉，为异而震之，则天下皆将喜其名而失其真，故夫尧舜之传贤者，是不得已而然也。使尧之丹朱，舜之商均，仅可以守天下，而尧肯传之舜，舜肯传之禹，以为异而疑天下哉？然则禹之不以天下授益，非以益为不足受也。使天下复有禹，而愚知禹不以天下授之矣，何者？启足以为天下故也。启为天下，而益为之佐，是益不失为伊尹、周公，而其功犹可以及天下也。盖圣人之不喜异也如此。昔者尝闻之：鲁人之法，赎人者受金于府。子贡赎人而不受赏，夫子叹曰：“嗟夫！使鲁之不复赎人者，赐也。”夫赎人而不以为功，此君子之所以异于众人者，而其弊乃至于不赎。是故圣人不喜为异，以其有时而穷也。闵子终三年之丧，见于夫子，援琴而歌，戚戚而不乐，作而曰：“先王制礼，弗敢过也。”子夏终三年之丧，见于夫子，取琴而鼓之，其乐ぅぅ然，作而曰：“先王制礼，不敢不及也。”而夫子皆以为贤。由此观之，圣人之行，岂求胜夫天下人哉，亦有所守而已矣。
【商论】
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，而周之世三十有七；商之既衰而复兴者五王，而周之既衰而复兴者宣王一人而已。盖商之多贤君，宜若其世之过于周，而反不如；周之贤君不如商之多，而其久于商者乃数百岁也。此二者所以使天下之人疑焉而不知其故也。盖常以为周公之治天下，务为文章繁缛之礼，以和柔驯扰天下刚强之民，故其道本于尊尊而亲亲，贵老而慈幼，使民之父子相爱而兄弟相悦，以无犯上难制之气，行其至柔之道，以揉天下之戾心，而去其刚毅勇果之政，故其享天下至久。而诸侯内侵，京师不振，卒于废为至弱之国。何者？优柔和易之道，可以为久，而不可以为强也。若夫商人之所以为天下者，不可复见矣。窃常求之于《诗》《书》之间，见夫《诗》之宽缓而和柔，《书》之委曲而繁重者，举皆周也。而商人之诗，骏发而严厉，其书简洁而明肃，以为商人之风俗，盖在乎此矣。夫惟天下之有刚强不屈之俗也，故其后世有以自振于衰微。然至于其败也，一散而不可复止。故夫物之强者易以折，而柔忍者可以久存。柔者可以久存，而常困于不胜；强者易以折，而其未也，乃可以有所立。且此非圣人之罪也，物莫不有所短。方其盛也，长用而短伏；及其衰也，长伏而短见。夫圣人惟能就其所长而用之也。是故当其盛时，天下惟其长之知，而不知其短之所在。及其后世用之不当，其长日已消亡，而短日出。故夫能久者，常不能强，能以自奋者，常不能久。此商人之所以不长，而周之所以不振也。呜呼！圣人之虑天下亦有所就而已，盖不能使之无敝也。使之能久而不能强，能以自奋而不能以及远，此二者存乎其后世之贤与不贤也。故太公封于齐，尊贤而尚功。周公曰：“后世必有篡夺之臣。”周公治鲁，亲亲而尊尊。太公曰：“后世浸衰矣。”夫尊贤尚功，则近于强；亲亲尊尊，则近于弱，终于齐有田氏之祸，而鲁人困于盟主之令。盖商之政近于齐，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，其所以治鲁也。故齐强而鲁弱，鲁未亡而齐亡也。
【周论】
《传》云：“夏之政尚忠，商之政尚质，周之政尚文。”而仲尼亦云：“周监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！吾从周。”予读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历观唐虞，至于商周。盖尝以为自生民以来，天下未尝一日而不趋于文也。文之为言，犹曰万物各得其理云尔。父子君臣之间、兄弟夫妇之际，此文之所由起也。昔者生民之初，父子无义，君臣无礼，兄弟不相爱，夫妇不相保，天下纷然而淆乱，忿斗而相苦。文理不著，而人伦不明，生不相养，死不相葬，天下之人，举皆戚然，有所不宁于其心。然后反而求其所安，属其父子而列其君臣，联其兄弟而正其夫妇。至于虞夏之世，乃益去其鄙野之制。然犹以天子之尊而饭土留，啜土，土阶三尺，茆茨而不翦。至于周而后大备，其粗始于父子之际，而其精布于天下，其用甚广而无穷。盖其当时莫不自以为文于前世，而其后之人乃更以质也。是故祭祀之礼，陈其笾豆，列其鼎俎，备其醪醴，俯伏以荐思，其饮食醉饱之乐而不可见也。于是灌用郁鬯，藉用白茆，既沃而莫之见，以为神缩之也。体魄降于地，魂气升于天，恍惚诞谩，而不知其所由处，声音气臭之类，恐不能得当也。于是终祭于屋漏，绎祭于礻方，以为人子之心无所不至也。荐之以滋味，重之以脍炙，恐鬼神之不屑也；荐之以血毛，重之以体荐，恐父祖之不吾安也。于是先黍稷，而后稻梁，先大羹而后庶羞，以为不敢忘礼，亦不敢忘爱也。丁宁反复，优游而不忍去，以为可以尽人子之心，而人子之心亦可以少安矣。故凡世之所谓文者，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。而人之所安者，事之所当然也。仲尼区区于衰周之末，收先王之遗文，而与曾子推论礼之所难处，至于毫厘纤悉之际，盖以为王道之盛其文理当极于此焉耳。及周之亡，无下大坏，强凌弱，众暴寡，而后世乃以为用文之弊。夫自唐虞以至于商，渐而入于文。至于周，而文极于天下。当唐虞、夏商之世，盖将求周之文，而其势有所未至，非有所谓质与忠也。自周而下，天下习于文，非文则无以安天下之所不足，此其势然也。今夫冠婚丧葬而不为之礼，墓祭而不庙，室祭而无所，仁人君子有所不安于其中而曰不文，以从唐虞、夏商之质。夫唐虞、夏商之质，盖将以求周之文而未至者，非所以为法也。
【六国论】
愚读六国世家，窃怪天下之诸侯，以五倍之地、十倍之众，发愤西向，以攻山西千里之秦，而不免于灭亡，常为之深思远虑，以为必有可以自安之计。盖未尝不咎其当时之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，且不知天下之势也。夫秦之所与诸侯争天下者，不在齐、楚、燕、赵也，而在韩、魏。秦之有韩、魏，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。韩、魏塞秦之冲，而蔽山东之诸侯，故夫天下之所重者，莫如韩、魏也。昔者范睢用于秦而收韩，商鞅用于秦而收魏。昭王未得韩、魏之心，而出兵以攻齐之刚寿，而范睢以为忧。然则秦之所忌者，可以见矣。秦之用兵于燕、赵，秦之危事也。越韩过魏而攻人之国都，燕、赵拒之于前，而韩、魏乘之于后，此危道也。而秦之攻燕、赵，未尝有韩、魏之忧，则韩、魏之附秦故也。夫韩、魏，诸侯之障，而使秦人得出入于其间，此岂知天下之势邪？委区区之韩、魏，以当强虎狼之秦，彼安得不折而入于秦哉！韩、魏折而入于秦，然后秦人得通其兵于东诸侯，而使天下遍受其祸。夫韩、魏不能独当秦，而天下之诸侯籍之以蔽其西，故莫如厚韩亲魏以摈秦。秦人不敢逾韩、魏以窥齐、楚、燕、赵之国，而齐、楚、燕、赵之国，因得以自完于其间矣。以四无事之国，佐当寇之韩、魏，使韩、魏无东顾之忧，而为天下出身以当秦兵。以二国委秦，而四国休息于内，以阴助其急。若此，可以应夫无穷，彼秦者将何为哉？不知出此，而乃贪疆埸尺寸之利，背盟败约，以自相屠灭，秦兵未出，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矣。至使秦人得间其隙，以取其国，可不悲哉！
【秦论】
秦人居诸侯之地，而有万乘之志，侵辱六国，斩伐天下，不数十年之间，而得志于海内。至其后世，再传而遂亡。刘季起于匹夫，斩艾豪杰，蹙秦诛楚，以有天下。而其子孙，数十世而不绝。盖秦、汉之事，其所以起者不同，而其所以取之者无以相远也。然刘、项奋臂于闾阎之中，率天下蜂起之兵西向以攻秦，无一成之聚，一夫之众，驱罢弊适戍之人，以求所非望，得之则生，失之则死。以匹夫而图天下，其势不得不疾战以趋利，是以冒万死求一生而不顾。今秦拥千里之地，而乘累世之业，虽闭关而守之，畜威养兵，拊循士民，而诸侯谁敢谋秦？观天下之衅，而后出兵以乘其弊，天下夫谁敢抗。而惠文、武昭之君，乃以万乘之资，而用匹夫，所以图天下之势，疾战而不顾其后，此宜其能以取天下，而亦能以亡之也。夫刘、项之势，天下皆非吾有，起于草莽之中，因乱而争之，故虽驰天下之人，以争一旦之命，而民犹有待于戡定，以息肩于此。故以疾战定天下，天下既安，而下无背叛之志。若夫六国之际，诸侯各有分地，而秦乃欲以力征，强服四海，不爱先王之遗黎，第为子孙之谋，而竭其力以争邻国之利，六国虽灭，而秦民之心已散矣。故秦之所以谋天下者，匹夫特起之势，而非所以承祖宗之业以求其不失者也。昔者尝闻之：周人之兴数百年，而后至于文、武。文、武之际，三分天下而有其二，然商之诸侯犹有所未服，纣之众，未可以不击而自解也。故以文、武之贤，退而修德，以待其自溃。诚以为后稷、公刘、太王、王季勤劳不懈，而后能至于此，故其发之不可轻，而用之有时也。嗟夫！秦人举累世之资，一用而不复惜，其先王之泽，已竭于取天下，而尚欲求以为国，亦已惑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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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进论五首
【汉论】
古之圣人，制为君臣之分，天子以其一身，立乎天下之上，安受天下之奉己而不辞。天下之人，奇才壮士，争出其力，自尽于天子之下，而无所逃遁。此二者何为如此也？天下之事，固其贤者为之也。仁人君子尽心以制天下之事，而无所不成；武夫猛士竭其力以翦天下之暴乱，而无所不定。此其类非不智且勇也，然而不得其君，则其心常鳃鳃然，旷四海而不能以自安，功成事业立，缺然反顾，而莫之能受。是以天下之贤才，其才虽足以取之，而常喜天下之有贤君者，利其有以受之也。盖古之人君，收天下之英雄，而不失其心，故天下皆争归之也。而英雄之士，因其君之资，以用力于天下，功成求得，而不敢为背叛之操。故上下相守，而可以至于无穷。惟其君臣相戾，而不能以相用，君以为无事乎其臣，臣以为无事乎其君，君无所用，以至于天下之不亲，臣无以用之，以至于茕茕而无所底丽，而天下始大乱矣。且彼不知夫天下之意也，天下之人，皆人臣也，而谁能以相从？惟其因天子之权而用之，是以虽其比肩之人，而莫敢抗。彼见天下之莫吾抗也，则以为天下之畏我，而不知己之戴君之威而行也。故或狃天下之畏己，而反以求去其君。其君既去，而天下之人，孰畏而不为变哉？昔者西汉之衰，王莽窃取其人君之权而执之，以求取其天下。方其执之而未取也，天下不知其将取之，是以俯首而奉其所为。何者？天下之心，犹以为汉役之也。至于天下在莽，而其英雄之士，遂起而共攻之，不数年，而莽以大败。何者？天下不服无汉之王莽也。其后东汉之乱，献帝奔走于草莽之中，曹操出之以为帝王。当是之时，天下已无汉矣，而唯曹氏之为听。然天下之英雄，犹以为名，皆起而争之，终曹公之身，而不能以自安。犹幸其当时之人，皆知汉之天下已去，而操收之也，是以心服曹氏而安为之臣。故孔子曰：“天下有道，礼乐征伐自天子出。天下无道，礼乐征伐自诸侯出。自诸侯出，盖十世希不失矣。自大夫出，五世希不失矣。陪臣执国命，三世希不失矣。”盖天下之情，居下而干其上之政者，以为己之享其利也，而不知天下之争心皆将嚣然而不平。是以其素所服者愈狭，则其失之也愈速。何则？其不平者众也。故曰：“禄之去公室五世矣，政在大夫四世矣，而三桓之子孙微矣。”呜呼！公室既微，则三桓之子孙，天下之所谓宜盛者也，而终以衰弱而不振，则夫君臣之分可知也已。
【三国论】
天下皆怯而独勇，则勇者胜；皆暗而独智，则智者胜。勇而遇勇，则勇者不足恃也；智而遇智，则智者不足用也。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，是以天下之难蜂起而难平。盖尝闻之，古者英雄之君，其遇智勇也，以不智不勇，而后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见也。悲夫！世之英雄，其处于世，亦有幸不幸邪。汉高祖、唐太宗，是以智勇独过天下而得之者也；曹公、孙、刘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。以智攻智，以勇击勇，此譬如两虎相ㄏ，齿牙气力，无以相胜，其势足以相扰，而不足以相毙。当此之时，惜乎无有以汉高帝之事制之者也。昔者项籍乘百战百胜之威，而执诸侯之柄，咄嗟叱咤，奋其暴怒，西向以逆高祖，其势飘忽震荡如风雨之至。天下之人，以为遂无汉矣。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，横塞其冲，徘徊而不进，其顽钝椎鲁，足以为笑于天下，而卒能摧折项氏而待其死，此其故何也？夫人之勇力，用而不已，则必有所耗竭；而其智虑久而无成，则亦必有所倦怠而不举。彼欲就其所长以制我于一时，而我闭而拒之，使之失其所求，逡巡求去而不能去，而项籍固已败矣。今夫曹公、孙权、刘备，此三人者，皆知以其才相取，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。世之言者曰：孙不知曹，而刘不如孙。刘备唯智短而勇不足，故有所不若于二人者，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，则亦已惑矣。盖刘备之才，近似于高祖，而不知所以用之之术。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，其道有三焉耳：先据势胜之地，以示天下之形；广收信、越出奇之将，以自辅其所不逮；有果锐刚猛之气而不用，以深折项籍猖狂之势。此三事者，三国之君，其才皆无有能行之者。独一刘备近之而未至，其中犹有翘然自喜之心，欲为椎鲁而不能纯，欲为果锐而不能达，二者交战于中，而未有所定。是故所为而不成，所欲而不遂。弃天下而入巴蜀，则非地也；用诸葛孔明治国之才，而当纷纭征伐之冲，则非将也；不忍忿忿之心，犯其所短，而自将以攻人，则是其气不足尚也。嗟夫！方其奔走于二袁之间，困于吕布而狼狈于荆州，百败而其志不折，不可谓无高祖之风矣，而终不知所以自用之方。夫古之英雄，唯汉高帝为不可及也夫。
【晋论】
御天下有道，休之以安，动之以劳，使之安居而能勤，逸处而能忧，其君子周旅揖让不失其节，而能耕田射驭，以自致其力，平居习为勉强而去其惰傲，历精而日坚，勤劳而日强，冠冕佩玉之人而不惮执天下之大劳。夫是以天下之事，举皆无足为者，而天下之匹夫，亦无以求胜其上。何者？天下之乱，盖尝起于上之所惮而不敢为，天下之小人，知其上之有所惮而不敢为，则有以乘其间而致其上之所难。夫其上之所难者，岂非死伤战斗之患，匹夫之所轻而士大夫之所不忍以其身试之者邪？彼以死伤战斗之患邀我，而我不能应，则无怪乎天下之至于乱也。故夫君子之于天下，不见其所畏，求使其所畏之不见，是故事有所不辞，而劳苦有所不惮。昔者晋室之败，非天下之无君子也。其君子皆有好善之心，高谈揖让，泊然冲虚，而无慷慨感激之操，大言无当，不适于用，而畏兵革之事。天下之英雄，知其所忌而窃乘之，是以颠沛陨越，而不能以自存。且夫刘聪、石勒、王敦、祖约，此其奸诈雄武，亦一世之豪也。譬如山林之人，生于草木之间，大风烈日之所咻，而霜雪饥馑之所劳苦，其筋力骨节之所尝试者，亦已至矣。而使王衍、王导之伦，清谈而当其冲，此譬如千金之家，居于高堂之上，食肉饮酒，不习寒暑之劳，而欲以之捍御山林之勇夫，而求其成功，此固奸雄之所乐攻而无难者也。是以虽有贤人君子之才，而无益于世；虽有尽忠致命之意，而不救于患难。此其病起于自处太高，而不习天下之辱事，故富而不能劳，贵而不能治。盖古之君子，其治天下，为其甚劳而不失其高；食其甚美而不弃其粝。使匹夫小人，不知所以用其勇，而其上不失为君子。至于后世，为其甚劳而不知以自复，而为秦之强；食其甚美而无以自实，而为晋之败。夫甚劳者，固非所以为安；而甚美者，亦非所以自固。此其所以丧天下之故也哉！
【七代论】
英雄之士，能因天下之势而遂成之。天下之势，未有可以必成者也，而英雄之士，常因其隙而入于其间，坚忍而不变，是以天下之势遂成而不可解。自晋以下，天下何其纷纷也。强者不能以相吞，而弱者不能以相服，其德不足以相君臣，而其兵不足以相吞灭。天下大乱，离而为南北，北又离而为东西，其君臣又自相篡取而为七代，至于隋而后合而为一。盖其间百有余年之中，其贤君名臣累累而出者，不为少矣。然而南不能渡河以有北之民；而北不能过江以侵南之地。岂其百年之间。南无间之足乘，而北无隙之要入哉？盖亦其势之有所不可者也。七代之际，天下尝有变矣。宋取之晋，齐取之宋，梁取之齐，陈取之梁，而周、齐取之后魏。此五衅者，兵交而不解，内乱而无救，其间非小也，而其四邻拱手远望，而莫敢入。盖其取之者，诚有以待之，而不可以乘其仓卒也。嗟夫！北方之人，其力不足以并南，而南方之势，又固不可以争衡于中国，则七代之际，天下将不可合邪？尝试论之。姚泓、宋武之际，天下将合之际也。姚兴既死，而秦地大乱。武帝举江南之兵长驱以攻秦，兵不劳而关中定。此天下之一时也。及夫刘穆之死，关中未安，席不及暖，兵不及息，而奔走以防江南之乱，留孺子孱将，以抗四方强悍之虏，则天下之势已遂去矣。且此惟不能因天下之势而遂成之也，则夫天下之势亦随去之而已矣。且夫孙权、曹操之事，足以见矣。曹操之不能过江以攻孙权，力有所未足也。而孙权终莫肯求逞于中国，盖其志将以侥幸乎北方之大乱，然后奋而乘其弊，而非以为其地之足以抗衡于中原也。嗟夫！使武帝既入关，因而居之，以镇抚其人民，南漕江淮之资，西引巴汉之粟，而内因关中之盛，厉兵秣马，以问四方之罪戾。当此之时，天下可以指麾而遂定矣，而何江南之足以蒂芥夫吾心哉！然而其事则不可以不察也，其心将有所取乎晋，而恐夫人之反之于南，是以其心忧惧颠倒，而不见天下之势。孔子曰：“无欲速，无见小利。欲速则不达，见小利则大事不成。”故夫有可以取天下之势而不顾，以求移其君，而遂失之者，宋武之罪也。
【隋论】
人之于物，听其自附，而信其自去，则人重而物轻。人重而物轻，则物之附人也坚。物之所以去人，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，物重而人轻也。古之圣人，其取天下，非其驱而来之也；其守天下，非其劫而留之也。使天下自附，不得已而为之长，吾不役天下之利，而天下自至。夫是以去就之权在君，而不在民，是之谓人重而物轻。且夫吾之于人，己求而得之，则不若使之求我而后从之；己守而固之，则不若使之不忍去我，而后与之。故夫智者或可与取天下矣，而不可与守天下。守天下则必有大度者也。何者？非有大度之人，则常恐天下之去我，而以术留天下。以术留天下，而天下始去之矣。昔者三代之君，享国长远，后世莫能及。然而亡国之暴，未有如秦、隋之速，二世而亡者也。秦、隋之亡，其弊果安在哉？自周失其政，诸侯用事，而秦独得山西之地，不过千里。韩、魏压其冲，楚胁其肩，燕、赵伺其北，而齐掉其东。秦人被甲持兵，七世而不得解，寸攘尺取，至始皇然后合而为一。秦见其取天下若此其难也，而以为不急持之，则后世且复割裂以为敌国。是以销名城，杀豪杰，铸锋镝，以绝天下之望。其所以准备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，然而海内愁苦无聊，莫有不忍去之意。是以陈胜、项籍因民之不服，长呼起兵，而山泽皆应。由此观之，岂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太过之弊欤？今夫隋文之世，其亦见天下之久不定，而重失其定也。盖自东晋以来，刘聪、石勒、慕容、苻坚、姚兴、赫连之徒，纷纷而起者，不可胜数。至于元氏，并吞灭取，略已尽矣，而南方未服。元氏自分而为周、齐。周并齐而授之隋。隋文取梁灭陈，而后天下为一。彼亦见天下之久不定也，是以全得天下之众，而恐其失之；享天下之乐，而惧其不久；立于万民之上，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，以为举世之人，皆有曩者英雄割据之怀，制为严法峻令，以杜天下之变。谋臣旧将，诛灭略尽，独死于杨素之手，以及于大故。终于炀帝之际，天下大乱，涂地而莫之救。由此观之，则夫隋之所以亡者，无以异于秦也。悲夫！古之圣人，修德以来天下，天下之所为去就者，莫不在我，故其视失天下甚轻。夫惟视失天下甚轻，是故其心舒缓，而其为政也宽。宽者生于无忧，而惨急者生于无聊耳。昔尝闻之，周之兴，太王避狄于岐，豳之人民扶老携幼，而归之岐山之下，累累而不绝，丧失其旧国，而卒以大兴。及观秦、隋，唯不忍失之而至于亡，然后知圣人之为是宽缓不速之行者，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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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进论五首
【唐论】
天下之变，常伏于其所偏重而不举之处，故内重则为内快，外重则为外患。古者聚兵京师，外无强臣，天下之事，皆制于内。当此之时，谓之内重。内重之弊，奸臣内擅而外无所忌，匹夫横行于四海而莫之能禁。其乱不起于左右之大臣，则生于山林小民之英雄。故夫天下之重，不可使专在内也。古者诸侯大国，或数百里，兵足以战，食足以守，而其权足以生杀，然后能使四夷、盗贼之患不至于内，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，而内患不作。当此之时，谓之外重。外重之弊，诸侯拥兵，而内无以制。由此观之，则天下之重，固不可使在内，而亦不可使在外也。自周之衰，齐、晋、秦、楚，绵地千里，内不胜于其外，以至于灭亡而不救。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于此也，于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关中，夷灭其城池，杀戮其豪杰，使天下之命皆制于天子。然至于二世之时，陈胜、吴广大呼起兵，而郡县之吏，熟视而走，无敢谁何。赵高擅权于内，颐指如意，虽李斯为相，备五刑而死于道路。其子李由守三川，拥山河之固，而不敢校也。此二患者，皆始于外之不足而无有以制之也。至于汉兴，惩秦孤立之弊，乃大封侯王。而高帝之世，反者九起，其遗孽余烈，至于文、景而为淮南、济北、吴、楚之乱。于是武帝分裂诸侯，以惩大国之祸，而其后百年之间，王莽遂得以奋其志于天下，而刘氏子孙无复龃龉。魏晋之世，乃益侵削诸侯，四方微弱，不复为乱，而朝廷之权臣、山林之匹夫，常为天下之大患。此数君者，其所以制其内外轻重之际，皆有以自取其乱而莫之或知也。夫天下之重，在内则为内忧，在外则为外患。而秦汉之间，不求其势之本末，而更相惩戒，以就一偏之利，故其祸循环无穷而不可解也。且夫天子之于天下，非如妇人孺子之爱其所有也。得天下而谨守之，不忍以分于人，此匹夫之所谓智也，而不知其无成者，未始不自不分始。故夫圣人将有所大定于天下，非外之有权臣，则不足以镇之也。而后世之君，乃欲去其爪牙，翦其股肱，而责其成功，亦已过矣。愚尝以为天下之势，内无重，则无以威外之强臣，外无重，则无以服内之大臣而绝奸民之心。此二者，其势相持而后成，而不可一轻者也。昔唐太宗既平天下，分四方之地，尽以沿边为节度府，而范阳、朔方之军，皆带甲十万，上足以制夷狄之难，下足以备匹夫之乱，内足以禁大臣之变。而其将帅之臣常不至于叛者，内有重兵之势，以预制之也。贞观之际，天下之兵八百余府，而在关中者五百，举天下之众，而后能当关中之半。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于乘间衅以邀大利者，外有节度之权以破其心也。故外之节度，有周之诸侯外重之势，而易置从命，得以择其贤不肖之才。是以人君无征伐之劳，而天下无世臣暴虐之患。内之府兵，有秦之关中内重之势，而左右谨饬，莫敢为不义之行。是以上无逼夺之危，下无诛绝之祸。盖周之诸侯，内无府兵之威，故陷于逆乱而不能自止。秦之关中，外无节度之援，故胁于大臣而不能以自立。有周秦之利，而无周秦之害，形格势禁，内之不敢为变，而外之不敢为乱，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。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，猥以成败之遗踪而论计之得失，徒见开元之后，强兵之将皆为天下之大患，而遂以太宗之制为猖狂不审之计。夫论天下，论其胜败之形，以定其法制之得失，则不若穷其所由胜败之处。盖天宝之际，府兵四出，萃于范阳，而德宗之世，禁兵皆戍赵、魏，是以禄山、朱Г得至于京师，而莫之能禁，一乱涂地。终于昭宗，而天下卒无宁岁。内之强臣，虽有辅国、元振、守澄、士良之徒，而卒不能制唐之命，诛王涯，杀贾饣束，自以为威震四方，然刘从谏为之一言，而震慑自敛，不敢复顾。其后崔昌遐倚朱温之兵以诛宦官，去天下之监军，而无一人敢与抗者。由此观之，唐之衰，其弊在于外重，而外重之弊，起于府兵之在外，非所谓制之失，而后世之不用也。
【五代论】
昔者商周之兴，始于稷、Ι，而至于汤、武，凡数百年之间，而后得志于天下。其成功甚难，而享天下之利至缓也。然桀、纣既灭，收天下，朝诸侯，自处于天子之尊，而下无不服之志，诛一匹夫，而天下遂定，盖其用力亦甚易而无劳也。至于秦汉之际，其英雄豪杰之士，逐天下之利惟恐不及，而开天下之衅惟恐其后之也。奋臂于大泽，而天下之士云合响应，转战终日，而辟地千里。其取天下，若此其无难也。然天下已定，君臣之分既明，分裂海内，以王诸将，将以传之无穷，百世而不变。而数岁之间，功臣大国反者如猬毛而起。是何其取之之易而守之之难也？若夫五代干戈之际，其事虽不足道，然观其帝王起于匹夫，鞭笞海内，战胜攻取，而自梁以来，不及百年，天下五禅，远者不过数十年，其智虑曾不足以及其后世，此亦甚可怪也。盖尝闻之，梁之亡，其父子兄弟自相屠灭，虐用其民，而天下叛；周之亡，适遭圣人之兴，而不能以自立。此二者君子之所不疑于其间也。而后唐之庄宗、明宗与晋、汉之高祖，皆以英武特异之姿，据天下太半之地，及其子孙材力智勇亦皆有以过人者，然终以败乱而不可解，此其势必有以自取之也。盖唐、汉之乱，始于功臣，而晋之乱，始于戎狄，皆其以易取天下之过也。庄宗之乱，晋高祖以兵趋夷门，而后天下定于明宗；后唐之亡，匈奴破张达之兵，而后天下定于晋；匈奴之祸，周太祖发南征之议，而后天下定于汉。故唐灭于晋，晋乱于匈奴，而汉亡于周。盖功臣负其创业之勋，而匈奴恃其驱除之劳，以要天子。听之则不可以久安，而诛之则足以召天下之乱，动一功臣，天下遂并起而轧之矣。故唐夺晋高祖之权而亡，晋绝匈奴之和亲而灭，汉诛杨、史肇而周人不服，以及于祸。彼其初，无功臣，无匈奴，则不兴；而功臣、匈奴卒起而灭之。故古之圣人，有可以取天下之资而不用，有可以乘天下之势而不顾，抚循其民，以待天下之自至。此非以为苟仁而已矣，诚以为天下之不可以易取也。欲求天下而求之于易，故凡事之可以就天下者，无所不为也。无所不为而就天下，天下既安而不之改，则非长久之计也。改之而不顾，此必有以忤天下之心者矣。昔者晋献公既没，公子重耳在翟，里克杀奚齐、卓子而召重耳。重耳不敢入。秦伯使公子絷往吊，且告以晋国之乱，将有所立于公子。重耳再拜而辞，亦不敢当也。至于夷吾，闻召而起，以汾阳之田百万命里克，以负蔡之田七十万命丕郑，而奉秦以河外列城五。及其既入，而背内外之赂，杀里克、丕郑而发兵以绝秦，兵败身虏，不复其国。而后文公徐起而收之，大臣援之于内，而秦、楚推之于外，既反而霸于诸侯。唯其不求入，而人入之，无赂于内外，而其势可以自入。此所以反国而无后忧也。其后刘季起于丰沛之间，从天下武勇之士入关，以诛暴秦，降子婴。当此之时，功冠诸侯，其势遂可以至于帝王。此皆沛公之所自为，而诸将不与也。然至追项籍于固陵，兵败，而诸将不至，乃捐数千里之地以与韩信、彭越，而此两人卒负其功，背叛而不可制。故夫取天下不可以侥幸于一时之利。侥幸于一时之利，则必将有百岁不已之患。此所谓不及远也。
【周公论】
伊尹既立太甲，不明而放诸桐，天下不以为不义。武王既没，成王幼，周公摄天子之位，朝诸侯于明堂，而召公不说，管叔、蔡叔咸叛，天下几至于不救。二者此其故何也？太甲既立矣，而不足以治天下，则夫伊尹犹有以辞于后世也。盖周公之事，其迹无以异于伊尹，然天下之人举皆疑而不信，此无足怪也。何者？天下未知夫成王之不明，而周公摄，则是周公未有以服天下之心而强摄焉，以为之上也。且夫伊尹之摄其事，则有所不得已而然尔。太甲虽废，而伊尹未敢有所复立，以召天下之乱，故宁以己摄焉，而待夫太甲之悔，是以天下无疑乎其心。今夫周公之际，其势未至于不得已也。使成王拱手以居天下之上，而周公为之佐，以成王之名号于天下，而辅之以周公，此所谓其势之未至于不得已者矣。而周公不居，则夫天下之谤，周公之所自取也。然愚以为不然，挟天子以令天下，此诸葛孔明之事耳，而周公岂不足以知之？盖夫人臣惟无执天子之权，人臣而执天子之权，则必有忠于其心，而后可以自免于难。何者？人臣而用天子之事，此天子之所忌也。以一人之身，上为天子之所忌，而下为左右之大臣从而媒孽其短，此古之忠臣所以尽心而不免于祸，而世之奸雄之士所以动其无君之心而不顾者也。使成王用事于天下，而周公制其予夺之柄，则愚恐成王有所不平于其心，而管、蔡之徒乘其隙而间之，以至于乱也。使成王有天子之虚名，而不得制天下之政，则愚恐周公有所不忍于其志，赧然其有不安之心也。是以宁取而摄之，使成王无与乎其间，以破天下谗慝之谋，而绝其争权之心，是以其后虽有管、蔡之忧，而天下不摇。使其当时立于群臣之间，方其危疑扰攘而未决也，则愚恐周公之祸，非居东之所能免，而管、蔡得志于天下，成王将遂不立也。呜呼！其思之远哉！
【老聃论】
上善与人言者，因其人之言而为之言，则天下之为辩者服矣。与其里人言，而曰“吾父以为不然”，则谁肯信以为尔父之是是？故不若与之论其曲直，虽楚人可以与秦人言之而无害。故夫天下之所为多言，以排夫异端而终以不明者，唯不务其是非利害，而以父屈人也。夫圣人之所为尊于天下，为其知夫理之所在也。而周公、仲尼之所为信于天下，以其弟子而知之也。故非其弟子，则天下有不知周公之为周公，而仲尼之为仲尼者矣。是故老聃、庄周其为说不可以周、孔辩也。何者？彼且以为周、孔之不足信也。夫圣人之于言，譬如规矩之于方圆尔。天下之人信规矩之于方圆，而以规矩辩天下之不方不圆，则不若求其至方极圆，以阴合于规矩。使规而有不圆，矩而有不方，亦无害于吾说。若此，则其易以折天下之异论。昔者天下之士，其老聃、庄周与夫佛之道者，皆未尝得其要也。老聃之说曰：“去仁义，绝礼乐，而后天下安。”而吾之说曰：“仁义礼乐，天下之所待以治安者。”佛之说曰：“弃父绝子，不为夫妇，放鸡豚，食菜菇，而后万物遂。”而吾之说曰：“父子夫妇，食鸡豚，而遂万物之性。”夫彼用以其说，而吾亦以吾说。彼之不吾信，如吾之不彼信也。盖天下之不从，莫急于未信而强劫之。故夫仁以安人，而行之以义，节之以礼，而播之以乐，守之以君臣，而维之以父子兄弟，食肉而饮酒，此明于孔子者之所知也。而欲以谕其所不知之人，而曰：“孔子则然。”嗟夫，难哉！愚则不然，曰：天下之道，唯其辩之而无穷，攻之而无间；辩之而有穷，攻之而有间，则是不足以为道。果孔子而有穷也，亦将舍而他之。惟其无穷，是以知其为道而无疑。盖天下有能平其心而观焉，而不牵夫仲尼、老聃之名，而后可与语此也。
【老聃论下】
天下之道，惟其辨之而无穷，攻之而无间。辩之而有穷，攻之而有间，则是不足以为道。昔者六国之际，处士横议，以荧惑天下。杨氏“为我”，而墨氏“兼爱”。凡天下之有以君臣父子之亲而不相顾者，举皆归于杨子；而道路之人皆可以为父兄子弟者，举皆归于墨子也。夫天下之人，不可以绝其相属之亲而合其无故之欢，此其势然矣。故老聃、庄周知夫天下之不从也，而起而承之。以为“兼爱”、“为我”之不足以收天下，是以不为“为我”，不为“兼爱”，而处乎“兼爱”、“为我”之际。此其意以为，不“兼爱”则天下讥其无亲，不“为我”则天下议其为人。故两无所适处，而泛泛焉浮游其间，而我皆无所与，以为是足以自免而逃天下之是非矣。夫天下之人，惟是其所是，而非其所非，是以其说可得而考其终。今夫老、庄无所是非，而其终归于无有，此其思之亦已详矣。杨氏之“为我”，墨氏之“兼爱”，此其为道莫不有所执也。故“为我”者，为“兼爱”之所诋；而“兼爱”者，为“为我”之所毁。是二者，其地皆不可居也。然而得其间而固守之，则可以杜天下之异端而绝其口。盖古之圣人，惟其得而居之，是以天下之大服，而其道遂传于后世。今老聃、庄周不得由其大道，而见其隙，窃入于其间，而执其机，是以其论纵横坚固而不可破也。且夫天下之事，安可以一说治也。彼二子者，欲一之以“兼爱”，继之以“为我”，故其说有时焉而遂穷。夫惟圣人能处于其间而制其当，然“兼爱”、“为我”亦莫弃也，而能用之以无失乎道，处天下之纷纭而不失其当，故曰：“伯夷、叔齐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；而柳下惠、少连降志而辱身。言中伦，行中虑，虞仲夷逸隐居放言，身中清，废中权，我则异于是，无可无不可。”夫无可无不可，此老聃、庄周之所以为辩也，而仲尼亦云。则夫老聃、庄周，其思之不可以为不深矣。盖尝闻之，圣人之道，处于可、不可之际，而遂从而实之，是以其说万变而不可穷。老聃、庄周从而虚之，是以其说汗漫而不可诘。今将以求夫仲尼、老聃之是非者，惟能知虚实之可用与否而已矣。盖天下固有物也，有物而物相遭，则固亦有事矣。是故圣人从其有而制其御有之道，以治其有实之事，则天下夫亦何事之不可为？而区区焉求其有以纳之于无，则其用力不已甚劳矣哉！夫老聃、庄周则亦常自知其穷矣，夫其穷者何也？不若从其有而有之之为易也。故曰：“常无欲以观其妙。”而又曰：“常有欲以观其徼。”既曰：“无之以为用。”而又曰：“有之以为利。”而至于佛者，则亦曰：“断灭。”而又曰：“无断无灭。”夫既曰无矣，而又恐无之反以为穷。既曰：“断灭”矣，而又恐断灭之适以为累。则夫其情可以见矣。仲尼有言曰：“君子之中庸也，君子而时中；小人之中庸也，小人而无忌惮也。”夫老聃、庄周其亦近于中庸而无忌惮者哉！
[Nextpage]●栾城应诏集卷四
◆进论五首
【礼论】
昔者商周之际，何其为礼之易也。其在宗庙、朝廷之中，笾豆簋、牛羊酒醴之荐，交于堂上，而天子、诸侯、大夫、卿士，周旋揖让，献酬百拜，乐作于下，而礼行于上，雍容和穆，终日而不乱。夫古之人，何其知礼而行之不劳也？当此之时，天下之人惟其习惯而无疑，衣服、器皿、冠冕、佩玉，皆其所常用也，是以其人入于其间，耳目聪明而手足无所忤，其身安于礼之曲折，而其心不乱，以能深思礼乐之意，故其廉耻退让之心，盎然见于其面，而坌然发于其躬。夫是以能使天下观其行事，而忘其暴戾鄙野之气。至于后世，风俗变易，更数千年以至于今，天下之事已大异矣。然天下之人，尚皆记录三代礼乐之名，详其节目，而习其俯仰，冠古之冠，服古之衣，而御古之器皿，伛偻拳曲，劳苦于宗庙、朝廷之中，区区而莫得其纪，交错纷乱而不中节。此无足怪也，其所用者，非其素所习也，而强使焉。甚矣夫！后世之好古也。昔者上古之世，盖常有巢居穴处，污樽坏饮、燔黍捭豚、蒉桴土鼓，而以为是足以养生送死，而无以加之者矣。及其后世，圣人以为不足大利于天下，是故易之以宫室，新之以笾豆鼎俎之器，以济天下之所不足，而尽去太古之法。惟其祭祀以交于鬼神，乃始荐其血毛，豚解而腥之，体解而阎之，以为是不忘本，而非以为后世之礼不足用也。是以退而体其犬豕牛羊，实其簋、笾豆、羹，以极今世之美，未闻其牵于上古之说，选懦而不决也。且方今之人，佩玉服冕而垂旒拱手，而不知所为，而天下之人亦且见而笑之，是何所复望于其有以感发天下之心哉？且又有所大不安者。宗庙之际，圣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灵，庶几得而享之，以安恤孝子之志者也。是以思其平生起居饮食之际，而设其器用，荐其酒食，皆从其生，以冀其来而安之。而后世宗庙之祭，皆用三代之器，则是先祖终莫得而安也。盖三代之时，席地而食，是以其器用各因其所便，而为之高下大小之制。今世之礼，坐于床而食于床上，是以其器不得不有所变。虽使三代之圣人生于今而用之，亦将以为便安。故夫三代之视上古，犹今之视三代也。三代之器，不可复用矣，而其制礼之意，尚可依仿以为法也。宗庙之祭，荐之以血毛，重之以体荐，有以存古之遗风矣。而其馀者，可以易三代之器，而用今世之所便，以从鬼神之所安。惟其春秋社稷释奠、释菜，凡所以享古之鬼神者，则皆从其器。盖周人之祭蜡与田祖也，吹苇龠，击土鼓，此亦各从其所安焉耳。嗟夫！天下之礼，宏阔而难言，自非圣人，而何以处此？惟其推之而不明，讲之而不祥，则遂以为不可。盖其近于正而易行，庶几天下之安而从之，是固不可易也。
【易论】
《易》者，卜筮之书也。挟策布卦，以分阴阳而明吉凶，此日者之事，而非圣人之道。圣人之道，存乎其爻之辞，而不在其数，数非圣人之所尽心也。然《易》始于卦，而至于六十四，此其为书未离乎用数也。而世之人皆耻言《易》之数，或者言而不得其要，纷纭迂阔而不可解。此高论之士所以耻而不言欤？夫《易》本于卜筮，而圣人阔言于其间，以尽天下之人情，使其为数纷乱而不可考，则圣人岂肯以其有用之言而托之无用之数哉？今夫《易》之所谓九六者，老阴、老阳之数也。九为老阳，而七为少阳；六为老阴，而八为少阴。此四数乾，天下莫知其所为如此者也。或者以为阳之数极于九，而其次极于七，故七为少而九为老。至于老阴，苟以为以极者而言也，则老阴当十，而少阴当八，今少阴八，而老阴反当其下之六，则又为之说曰：阴不可以有加于阳，故抑而处之于下。使阴果不可以有加于阳也，而曷有曰老阴八，而少阴六？且夫阴阳之数，此天地之所为也，而圣人岂得与于其间而制其予夺哉？此其尤不可者也。夫阴阳之有老少，此未尝见于他书也，而见于《易》。《易》之所以或为老或为少者，为夫揲蓍之故也。故夫说者宜于其揲蓍焉而求之。揲蓍之法曰：卦一归奇，三揲之余，而以四数之。得九而以为老阳，得八而以为少阴，得七而以为少阳，得六而以为老阴。然而阴阳之所以为老少者，不在乎七八九六也，七八九六徒以为识焉耳。老者，阴阳之纯也；少者，阴阳之杂而不纯者也。阳数皆奇，而阴数皆偶，故乾以一为之爻，而坤以二。天下之物，以少为主，故乾之子皆二阴，而坤之女皆二阳。老阴、老阳者，乾坤是也；少阴、少阳者，乾坤之子是也。揲蓍者，其一揲也，少者五，而多者九。其二、其三，少者四而多者八。多少者，奇偶之象也。一爻而三揲，譬如一卦而三爻也。阴阳之老少，于卦见之于爻，而于爻见之于揲。使其果有取于七八九六，则夫此三揲者，区区焉分其少多而各为之处，果何以为也？今夫三揲而皆少，此无以异于《乾》之三爻而皆奇也。三揲而皆多，此无以异于《坤》之三爻而皆偶也。三揲而少者一，此无以异于《震》《坎》《艮》之一奇而二偶也。三揲而多者一，此无以异于《巽》《离》《兑》之一偶而二奇也。若夫七八九六，此乃取以为识，而非其义之所在，不可强以为说也。
【书论】
愚读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，观其改法定令，变更秦国之风俗，诛秦民之议令者以数千人，黥太子之师，劓太子之傅，而后法令大行，未尝不壮其勇而有决也。曰：嗟夫！世俗之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终。使天下之人，各陈其所知，而守其所学，以议天下之事，则事将有格而不得成者。然及观三代之书，至其将有以矫拂世俗之际，则其所以告谕天下者，常丁宁激切，而不倦，必使天下尽知其君之心，而又从而折其不服之意，使天下皆信以为如此，而后从事。其言回曲宛转，譬如平人自相议论而诘其是非者。愚始读而疑之，以为近于濡滞迂远而无决，然其使天下乐从而无黾勉不得已之意，其事既发而无纷纭异同之论，此则王者之意也。故常以为，当尧舜之时，其君臣相得之心，欢乐而无间，相与吁俞嗟叹，唯诺于朝廷之中，不啻若朋友之亲，虽其有所相是非论辩，以求曲直之当，亦无足怪者。及至汤、武征伐之际，周旋反复，自述其用兵之意，以明晓天下，此又其势然也。惟其天下既安，君民之势阔远而不同，天子有所欲为，而其匹夫匹妇私有异论于天下，以龃龉其上之画策，令之而莫肯听。当此之时，刑驱而势胁之，天下夫谁敢不听从？而其上之人，优游而徐譬之，使之信之而后从。此非王者之心，谁能处而待之而不倦欤？盖盘庚之迁，天下皆咨嗟而不悦。盘庚为之称其先王盛德明圣而犹五迁，以至于今。今不承于古，恐天之断弃汝命，不救汝死。既又恐其不从也，则又曰：“汝罔暨余同心，我先后将降汝罪疾，乃祖先父亦将告我高后曰：‘作大，戮于朕孙。’”盖其所以开其不悟之心，而谕之以其所以当然者如此其详也。若夫商君则不然，以为要使汝获其利，而何恤乎吾之所为，故无所求于众人之论，而亦无以告谕于天下，然其事亦终于有成。是以后世之论，以为三代之治柔懦而不决。然此乃王霸之所以为异者也。夫三代之君，惟不忍鄙其民而欺之，故天下有故，而其议及于百姓，以观其意之所向。及其不可听，则又反复而谕之，以穷极其说而服其不然之心，是以其民亲而爱之。呜呼，此王霸之所为不同也哉！
【诗论】
自仲尼之亡，六经之道遂散而不可解，盖其患在于责其义之太深，而求其法之太切。夫六经之道，惟其近于人情，是以久传而不废。而世之迂学，乃皆曲为之说，虽其义之不至于此者，必强牵合以为如此，故其论委曲而莫通也。夫圣人之为经，惟其于《礼》、《春秋》，然后无一言之虚而莫不可考，然犹未尝不近于人情。至于《书》出于一时言语之间，而《易》之文为卜筮而作，故时亦有所不可前定之说，此其于法度已不如《礼》、《春秋》之严矣。而况乎《诗》者，天下之人，匹夫匹妇，羁臣贱隶，悲忧愉佚之所为作也。夫天下之人，自伤其贫贱困苦之忧，而自述其丰美盛大之乐，其言上及于君臣父子、天下兴亡治乱之迹，而下及于饮食床笫、昆虫草木之类。盖其中无所不具，而尚何以绳墨法度、区区而求诸其间哉？此亦足以见其志之不通矣。夫圣人之于《诗》，以为其终要入于仁义，而不责其一言之无当，是以其意可观，而其言可通也。今《诗》之传曰“殷其{}，在南山之阳”；“出自北门，忧心殷殷”；“扬之水，白石凿凿”；“终朝采绿，不盈一掬”；“瞻彼洛矣，维水泱泱”，若此者皆“兴”也。而至于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；“南有つ木，葛ぱ累之”；“南有乔木，不可休息”；“维鹊有巢，惟鸠居之”；“要々草虫，阜螽”，若此者又皆“兴”也。其意以为“兴”者，有所取象乎天下之物，以自见其事。故凡诗之为此事而作，而其言有及于是物者，则必强为是物之说，以求合其事。盖其为学亦以劳矣。且彼不知夫《诗》之体固有“比”也，而皆合之以为“兴”。夫“兴”之为言，犹曰：“其意云尔，意有所触乎。”当此时已去而不可知，故其类可以意推，而不可以言解也。《殷其{}》，曰：“殷其{}，在南山之阳。”此非有所取乎{}也，盖必其当时之所见，而有动乎其意。故后之人，不可以求得其说，此其所以为“兴”也。若夫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，是诚有取于其挚而有别，是以谓之“比”而非“兴”也。嗟夫！天下之人，欲观于《诗》，其必先知夫“兴”之不可以与“比”同，而无强为之说，以求合其作时之事，则夫《诗》之义，庶几乎可以意晓而无劳矣。
【春秋论】
事有以拂乎吾心，则吾言忿然而不平，有以顺适乎吾意，则吾言优柔而不怒。天下之人，其喜怒哀乐之情，可以一言而知也。喜之言，岂可以为怒之言邪？此天下之人，皆能辩之。而至于圣人，其言丁宁反复、布于方册者甚多，而其喜怒好恶之所在者，又甚明而易知也。然天下之人，常患求而莫得其意之所主，此其故何也？天下之人，以为圣人之文章，非复天下之言也，而求之太过。求之太过，是以圣人之言更为深远而不可晓。且夫天下何不以己推之也？将以喜夫其人，而加之以怒之之言，则天下且以为病狂，而圣人岂有以异乎人哉！不知其好恶之情，而不求其言之喜怒，是所谓大惑也。昔者仲尼删《诗》于衰周之末，上自商、周之盛王，至于幽、厉失道之际，而下讫于陈灵，自诗人以来至于仲尼之世，盖已数百余年矣。愚常怪《大雅》、《小雅》之诗，当幽、厉之时，而称道文、武、成、康之盛德，及其终篇，又不见幽、厉之暴虐，此谁知其为幽、厉之诗而非文、武、成、康之诗者？盖察于辞气，有幽忧不乐之意，是以系之幽、厉而无疑也。若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，天下之是非，杂然而触乎其心，见恶而怒，见善而喜，则夫是非之际，又可以求诸其言之喜怒之间矣。今夫人之于事，有喜而言之者，有怒而言之者，有怨而言之者。喜而言之，则其言和而无伤；怒而言之，则其言厉而不温；怒而言之，则其言深而不诚。此其大凡也。《春秋》之于仲孙湫之来，曰：“齐仲孙来。”于季友之归，曰：“季子来归。”此所谓喜之之言也；于鲁郑之易田，曰：“郑伯以璧假许田。”于晋文之召王，曰：“天王狩于河阳。”此所谓怨之之言也；于叔牙之杀，曰：“公子牙卒。”于庆父之奔，曰：“公子庆父如齐。”此所谓急之之言也。夫喜之而和，怒之而厉，怨之而深，此三者无以加矣。至于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之传则不然，日月土地皆所以为训也。夫日月之不知，土地之不详，何足以为喜，而何足以为怒？此喜怒之所不在也。《春秋》书曰：“戎伐凡伯于楚丘。”而以为卫伐凡伯。《春秋》书曰：“齐仲孙来。”而以为吾仲孙怒而至于变人之国。此又喜怒之所不及也。愚故曰：《春秋》者，亦人之言而已。而人之言，亦观其辞气之所向而已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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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进论五首
【燕赵论】
昔者三代之法，使天下立学校而教民，行乡射饮酒之礼。于岁之终，田事既毕，而会其乡党之耆老，设其笾豆酒食之荐，而天子之大夫亲为之行礼。盖以为田野之民，裸裎其股肱，而劳苦其筋力，长幼亲作，以趋一时之利，习于鄙野之俗，而不知孝悌之节，顽冒无耻，不可告语，而易与为乱。是以因其休息而教之以礼，使之有所不忘于其心。故三代之民，虽耕田荷任之贱，其所有为者甚鄙，而其中必有所守，其心甚朴，而亦不至于无知以犯非义。何者？其上之人不以为鄙而不足教，而其民亦喜于为善也。至于后世之衰，天下之民，愚者不知君臣父子之义，而天下之风俗日已败乱。今夫轻扬而剽悍、好利而多变者，吴、楚之俗也；劲勇而沉靖、椎钝而少文者，燕、赵之俗也。以轻扬剽悍之人，而有好利多变之心，无三代王者之化，宜其起而为乱矣。若夫北方燕、赵之国，其劲勇沉靖者，可以义动，而椎鲁少文者，可以信结也。然而燕、赵之间，其民常至于自负其勇以为盗贼，无以异于吴、楚者，何也？其劲勇近于好乱，而其椎钝近于无知。上失其道，而燕赵之良民，不复见于当世，而其暴戾之夫每每乱天子之治。仲尼曰：“君子好勇而无义，则为乱；小人好勇而无义，则为盗。”故古之圣人止乱以义，止盗以义，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义，而谁与为乱哉？昔者唐室之衰，燕、赵之人，八十年之间，百战以奉贼臣，竭力致死，不顾败亡，以抗天子之兵，而以为忠臣义士之所当然。当此之时，燕、赵之士，惟无义也，故举其忠诚专一之心，而用之天下之至逆，以拒天下之至顺，而不知其非也。孟子曰：“无常产而有常心者，惟士为能。若夫民无常产，因无常心。苟无常心，放僻邪侈，无不为已。”故夫燕、赵之地，常苦夫士大夫之寡也。
【蜀论】
匹夫匹妇，天下之所易也；武夫任侠，天下之所畏也。天下之人，知夫至刚之不可屈，而不知夫至柔之不可犯也。是以天下之乱，常至于渐深而莫之能止。盖其所畏者，愈骄而不可制，而其所易者，不得志而思以为乱也。秦、晋之勇，蜀、汉之怯，怯者重犯禁，而勇者轻为奸，天下之所知也。当战国之时，秦、晋之兵弯弓而带剑，驰骋上下，咄嗟叱吒，蜀、汉之士所不能当也。然而天下既安，秦、晋之间，豪民杀人以报仇，椎埋发冢以快其意，而终不敢为大变也。蜀人畏吏奉法，俯首听命，而其匹夫小人，意有所不适，辄起而从乱。此其故何也？观其平居无事，盗入其室，惧伤而不敢校，此非有好乱难制之气也。然其弊常至于大乱而不可救，则亦优柔不决之俗，有以启之耳。今夫秦、晋之民，倜傥而无所顾，负力而傲其吏。吏有不善，而不能以有容也，叫号纷讠奴，奔走告诉，以争毫厘曲直之际，而其甚者，至有怀刃以贼其长吏，以极其忿怒之节，如是而已矣。故夫秦、晋之俗，有一朝不测之怒，而无终身戚戚不报之怨也。若夫蜀人，辱之而不能竞，犯之而不能报，循循而无言，忍诟而不骤发也。至于其心有所不可复忍，然后聚而为群盗，散而为大乱，以发其愤憾不泄之气。故虽秦、晋之勇，而其为乱也，志近而祸浅；蜀人之怯，而其为变也，怨深而祸大。此其勇怯之势，必至于此而无足怪也。是以天下之民，惟无怨于其心，怨而得偿，以快其怒，则其为毒也，犹可以少解。惟其郁郁而无所泄，则其为志也远，而其毒深，故必有大乱，以发其怒而后息。古者君子之治天下，强者有所不惮，而弱者有所不侮，盖为是也。《书》曰：“无虐茕独，而畏高明。”《诗》曰：“不侮鳏寡，不畏强御。”此言天下之匹夫匹妇，其力不足以与敌，而其智不足以与辩，胜之不足以为武，而徒使之怨以为乱故也。嗟夫，安得斯人者，而与之论天下哉！
【北狄论】
北狄之人，其性譬如禽兽，便于射猎，而习于驰骋，生于斥卤之地，长于霜雪之野，饮水食肉，风雨饥渴之所不能困，上下山坂，筋力百倍，轻死而乐战，故常以勇胜中国。然至于其所以拥护亲戚，休养生息，畜生马，长子孙，安居佚乐，而欲保其首领者，盖无以异于华人也。而中国之士，常惮其勇，畏避而不敢犯。毡裘之民，亦以此恐忄曷中国而夺之利。此当今之所谓大患也。昔者汉武之世，匈奴绝和亲，攻当路塞，天下震恐，其后二十年间，汉兵深入，不惮死亡，捐命绝幕之北，以决胜负，而匈奴孕重堕坏，人畜疲敝，不敢言战。何者？勇士壮马，非中国之所无有，而穷追远逐，虽匈奴之众，亦终有所不安也。故夫敌国之盛，非邻国之所深忧也。要在养兵休士而集其勇气，使之不慑而已。方今天下之势，中国之民，优游缓带，不识兵革之劳，骄奢怠惰，勇气消耗。而戎狄之赂，又以百万为计，转输天下，甘言厚礼，以满其不足之意。使天下之士，耳熟所闻，目习所见，以为生民之命，寄于其手，故俯首柔服，莫敢抗拒。凡中国勇健豪壮之气，索然无复存者矣。夫战胜之民，勇气百倍；败兵之卒，没世不复。盖所以战者，气也；所以不战者，气之畜也；战而后守者，气之余也。古之不战者，养其气而不伤，今之士不战，而气已尽矣。此天下之所大忧者也。昔者六国之际，秦人出兵于山东，小战则杀将，大战则割地，兵之所至，天下震栗。然诸侯犹帅其罢散之兵，合从以击秦，砥砺战士，激发其气。长平之败，赵卒死者四十万人，廉颇收合余烬，北摧栗腹，西抗秦兵，振刷磨淬，不自屈服。故其民观其上之所为，日进而不挫，皆自奋怒以争死敌。其后秦人围赵邯郸，梁王使将军新垣衍如赵，欲遂帝秦，而鲁仲连慷慨发愤，深以为不可。盖夫天下之士，所为奋不顾身，以抗强虎狼之秦者，为非其君也。而使诸侯从而帝之，天下尚谁能出身以拒其君哉？故鲁仲连非徒异夫帝秦之虚名，而惜夫天下之势有所不可也。今尊奉夷狄无知之人，交欢纳币，以为兄弟之国，奉之如骄子，不敢一触其意，此适足以坏天下义士之气，而长夷狄豪横之势耳。今诚养威而自重，卓然特立，不听夷狄之妄求，以为民望，而全吾中国之气。如此数十年之间，天下摧折之志复壮，而北狄之勇，非吾之所当畏也。
【西戎论】
戎狄之俗，畏服大种，而轻中国。戎强则臣狄；狄强则臣戎，戎狄皆弱，而后中国可得而臣；戎狄皆强，而后侵略之患不至于中国。盖一强而一弱，中国之患也。彼其弱者，不敢独战，是以争附强国之余威，以趋利于中国，而后无所惧。强者并将弱国之兵，荡然南下，而无复反顾之忧，然后乃敢专力于中国而不去。此二者以势相从而不可间，是以中国之士，常不得解甲而息也。昔者冒顿老上之盛，惟西戎之无强国也，故匈奴之人，得以尽力而苦吾中国。使西戎有武力战胜之君，则中国之祸，将有所分而不专。何者？彼畏西戎之乘其后也。故北狄强，则中国不得不厚西戎之君，而西戎之君，亦将自托于中国。然而西戎非有强力自负之国，则其势亦将折而入于匈奴。惟其国大而好勇，其君之意，欲区区自立于一隅，而不畏北狄之众，而后中国可得而用也。然天下之人，皆以为北方有强悍不屈之匈奴，而又重之以西戎之大国，则中国将不胜其困，此何其不思之甚也！夫戎狄之人，惟其愚陋而多怨，是故可与共忧也；惟其强狠而好胜，是故可以激而壮也。使之自相攻击，而不能相下，则其势必走于中国。中国因而收之，而其不服者，乃可图也。然天下之议，又将以为戎狄之俗，不喜自相攻斗，而喜击中国之众，此其势固不可得而合也。盖亦以为不然。夫四夷之所以喜攻中国者，为夫吾兵之不能苦战，而金玉锦绣之所交会也。今使吾兵精而食足，据险阻，明烽燧，吏士练习而不敢懈，彼虽壮骑，无所施设，则其利不在于攻中国。坚坐而相守，不出十年，彼外无所掠虏，将不忍而热中，将反而求以相诟，以为起兵之名。彼兵交于匈奴而怨结于中国，则何以自固。故中国举而收之，必将得其欢心。然天下之心，常畏其强而莫或收之，而使为北狄之用，此何其不识戎狄之情也！
【西南夷论】
古者九夷八蛮，无大君长，纷纷籍籍，不相统制。惟北狄之种，常为大国，以抗中夏。然蛮夷之俗，种姓分别，千人为部，百家为党，见利则聚，轻合易散，族类不一，其心终莫相爱，故其兵利于疾战，而不利于迟久。北狄之人，绵地千里，控弦百万，侯王君长通为一家，人畜富庶，蔓延山谷之间，其心常有所爱重而不忍去，故其兵利于迟久，而不利于疾战。此二者其大小之势，各有所便，宜乎中国之所以待之者，各有道也。今夫北狄之人，伏于阴山之下，养兵休士，久居而不战，此其志岂尝须臾忘中国也？然其心以为，战而胜人，犹不若不战而屈人之兵。战而不胜，民之死者未可知也。故常大言虚喝而不进，以谋敝中国。盖其所爱者愈大，故其谋之愈深，而发之愈缓，以求其不失也。若夫西戎、南蛮、西南夷之民，悉其众庶，尚不能当狄人之半，而其酋豪，每每为乱不能自禁，此诚无爱于其心，而侥幸于一战，以用其乌合之众而已。故夫蛮夷之人，扰边求利，其中非有大志者，其类皆可以谋来也。愚尝观于西南徼外，以临蛮夷之众，求其所以为变之始，而遂至于攻城郭，杀人民，纵横放肆而不可救者，其积之莫不有渐也。夫蛮夷之民，宁绝而不之通。今边鄙之上，利其货财而纳之于市，使边民凌侮欺谩而夺其利，长吏又以为扰民而不之禁。穷恚无聊，莫可告诉，故其势必至于解仇结盟，攻剽蹂践，残之于锋镝之间，而后其志得伸也。嗟夫！为吏如此，亦见其不知本矣。通关市，我吏民待之如中国之人，彼尚谁所激怒而为此哉？然事不患乎不知，而患乎人之不能用。昔班超处西域数十年，西破龟兹，北伏匈奴。及将东归，或以为必有奇谋，乃就问其计。然其言止曰：“察见渊中鱼不详，屯戍之士皆非忠臣孝子，不可尽绳以法。”当是时，莫不皆笑，以为不足用。然及西域之乱，终亦以此故。夫谋非必奇而后可用，而在乎当否而已。古者四夷皆置校尉，而益州有蛮夷骑都尉以治其事。使其强者不能内侵，而弱者不为中国之所侮，盖为是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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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进策五道
【君术】
○第一道
臣闻天下之事，非宰相不可尽行，非谏官不可尽言。天下之人，谁能必至于谏官、宰相者？惟其少而学之，长而欲行之也，终其身而不当其位，不可以侵官而求尽其意。是故士大夫之间，犹有不能自尽其才于天子者也。今臣幸而生以天下无事之时，每一间岁，天子常诏两制之大臣，使举天下之士。上自登朝之吏，而下至于山林之匹夫，咸得竭其所怀，以尽天下之利害。非天子出纳耳目之官，而得以言万民之情伪；非天子黜陟赏罚之臣，而得以论百官之长短；非天子武力将帅之士，而得以议兵革之强弱；非天子钱谷大农之吏，而得以权财用之多少。盖天下之人，必其为宰相、谏官，而后可以尽行而尽言者，使之一旦得以详数而悉说之。此有以见天子之意，所以待之者甚重而不轻也。而臣何敢以无说而处于此？臣常以为天下之事，虽其甚大而难办者，天下必有能办之人。盖当今之所为大患者，不过曰四夷强盛，而兵革不振；百姓凋敝，而官吏不饬；重赋厚敛，而用度不足；严法峻令，而奸轨不止。此数四者，所以使天子坐不安席、中夜太息而不寐者也，然臣皆以为不足忧。何者？天下必有能为天子出力而为之者。而臣子之所忧，在乎天下之所不能如之何者也。臣闻善治天下者，必明于天下之情，而后得御天下之术。术者，所谓道也。得其道，而以智加焉，是故谓之术。古之圣人，惟其知天下之情，而以术制之也，万物皆可得而役其生，皆可得而制其死。牛服于箱，马服于辕，鹰隼服于■。牛不可以有所触，马不可以有所是，鹰隼不可以背而高翔。此三者惟其喜怒好恶之情，发于外而见于人也。是以因其所忌，而授之以其术，至于终身制于人而不去。且治天下何异于治马也？马之性刚狠而难制，急之则敝而不胜，缓之则惰而不趋。王良、造父为之先后而制其迟速，驱之有方而掣之有时，则终日燮々而不知止。此术之至也。古之圣人驱天下之人而尽用之，仁者使效其仁，勇者使效其勇，智者使效其智，力者使效其力。天下之人虽杂然皆列于前，安得仁人君子而后任之？且虽有天下之善人，与之处而不知其性，御之而不中其病，则虽有好善之心，而不获好善之利。何者？彼不徒为吾用也，而况乎天下之英雄，欲收其功而不制其心哉！昔者秦汉之际，奸宄猛悍之人，所在而为寇。高祖发于丰沛之间，行而收之。黥布、彭越之伦，皆抚而纳诸其中。所以制之者甚备也。玉帛子女、牛羊犬马，以极其豪侈之心；轻财好施，敦厚长者，以服其趑趄之怀；倨肆傲岸，轻侮凌辱，以折其强狠之气。其视天下之英雄，不啻若匹夫孺子，然皆得其欢心而用其死力。至于元、成之世，天下久于太平，士大夫生于其间，无复英雄难制之风。天下之士，皆书生好儒，其才气勇力无足畏者，俯首下气求为之用而不暇。元、成、哀、平亦欲得天下之贤才而用之，然而不知其性，不获其术。贤人君子，避谗畏讥，远引而去，而小人宦竖，纵横放肆而制其事，此甚可悯也。夫人之平居朋友之间，仆妾之际，莫不有术以制其变，盖非有深远难见之事也。欲其用命，而见其所害；欲其乐从，而见其所利；欲其喜，而致其所悦；欲其惧，而致其所忌；欲其开心见诚，而示之以无所恐；欲其守死不去，而示之以无所往。此天下之人皆能知之，而至于治天下则不能用，且此过矣。天下以为天子之尊，无所事术也，而不知天下之事，惟其英雄而后能有大功，而世之英雄，常苦豪横太过而难制。由此观之，治天下愈不可以无术也。
○第二道
臣闻将求御天下之术，必先明于天下之情。不先明于天下之情，则与无术何异？夫天下之术，臣固已略言之矣，而又将窃言其情。今使天子皆得贤人而任之，虽可以无忧乎其为奸，然犹有情焉，而不可以不知。盖臣闻之，人有好为名高者，临财推之，以让其亲；见位去之，以让其下。进而天子礼焉，则以为欢；进而不礼焉，则虽逼之，而不食其禄，力为谦耻之节，以高天下。若是而天子不知焉，而豢之以厚利，则其心赧然有所不平。人有好为厚利者，见禄而就之，以优其身，见利而取之，以丰其家。良田大屋，惟其与之，则可以致其才。如是而天子不知焉，而强之以名高，则其心缺然有所不悦于其中。人惟无好自胜也，好自胜而不少柔之，则忿斗而不和；人惟无所相恶也，有所相恶而不为少避之，则事其私怒而不求成功。素刚则无折之也，素畏则无强之也。强之则将不胜，而折之则将不振。凡此数者，皆所以求用其才，而不伤其心也。然犹非所以制天下之奸雄。盖臣闻之，天下之奸雄，其为心也甚深，而其为迹也甚微。将营其东，而形之于西；将取其右，而击之于左。古之人，有欲得其君之权者，不求之其君也，优游翱翔而听其君之所欲为，使之得其所欲而油然自放，以释天下之权。天下之权既去，其君而无所归，然后徐起而收之，故能取其权，而其君不之知。古之人有为之者，李林甫是也。夫人之既获此权也，则思专而有之。故其焉，则常恐天下之人从而倾之。夫人惟能自固其身，而后可以谋人。自固之不暇，而欲谋人也实难。故古之权臣，常合天下之争。天下且相与争而不解，则其势无暇及我，是故可以久居而不去。古之人有为之者，亦李林甫是也。世之人君，苟无好善之心。幸而有好善之心，则天下之小人，皆将卖之以为奸。何者？有好善之名，而不察为善之实。天下之善，固有可以谓之恶，而天下之恶，固有可以谓之善者。彼知吾之欲为善也，则或先之以善，而终之以恶。或有指天下之恶，而饰之以善。古之人有为之者，石显是也。人之将欲为此衅也，将欲建此事也，必先得于其君。欲成事，而君有所不悦，则事不可以成。故古之奸雄，劫之以其所必不能，其所必不能者，不可为也，则将反而从吾之所欲为。古之人有为之者，丽姬之说献公，使之老而避祸是也。此数者，天下之至情。故圣人见其初而求其终，闻其声而推其形。盖惟能察人于无故之中，故天下莫能欺。何者？无故者，必有其故也。古者明王在上，天下之小人伏而不见。夫小人者，岂其能无意于天下也？举而见其情，发而中其病，是以愧耻退缩而不敢进。臣欲天子明知君子之情，以养当世之贤公名卿，而深察小人之病，以绝其自进之渐，此亦天下之至明也。
○第三道
臣闻天子之道，可以理得，而不可名推。其于天下，不取其形，而独取其意。其道可以为善，而亦可以为不善。何者？其道无常。其道无常者，不善之所从生也。夫天下之人，惟知不忍杀人之为仁也，是故不忍杀人以自取不仁之名；惟知果于杀人之为义也，是故不敢不杀以自取不义之名。是二者，其所以为仁者有形，而其所以为义者有状。其进也，有所执其规；而其退也，有所蹈其矩。故其为人也，不失为天下之善人，而终不至于君子。有所甚而不堪，有所蔽而不见，此其为人是自全之人也。今夫君子，有所杀人以为仁，而有所不杀以为义。义不在于杀人，而仁不在于不杀。其进也。无所据依，而其退也，无所底厉。故其成也，天下将皆安之；而其不成也，将使天下至于大乱。是以天下恶其难明，而畏其难就。人臣以是戒其君，而人君者亦以自戒曰：“姑为无杀人以为仁，而姑为果于杀人以为义。”是其仁可以全身，而其义可以无谤于天下，斯足以为无过也已矣。《孟子》有言曰：“责难于君谓之恭，陈善闭邪谓之有礼，而谓吾君不能者谓之贼。”且夫为人臣而诏其君，不曰必为大人之仁义，而曰姑为其易者，以苟避天下之谤，此非恐其君不能之故欤？盖臣闻之人之圣道，惟其不可以名称而迹求者，其为道也甚深而难成，而其成也，亦不若小道之浅而无功。所御甚广而所处甚约，握之甚微而播之无极。故孔子曰：“吾非多学而识之，吾一以贯之。”夫一者何也？知天下万物之理而制其所当处，是谓一矣。而能得吾一者甚难，故夫天下之畏之者，亦不足怪也。古之圣人，己能知之，则行之而无疑；己不能知之，则不敢以己之私意而破天下之公义。使己而不好杀人，则安可尽无杀以成仁之形？使己而好杀人，则安可尽杀以成义之状？盖必有大臣救其已甚而补其不足，使义不在于杀人，而仁不在于不杀。方今天下之治，所不足者非仁也。吏闻有以入人之罪抵重罚，而未闻有以失人之罪抵深法者。民闻有以赦除其罪，而未闻有以不义得罪于法之外者。此亦足以见天子之用心矣。古者君臣之间，和而不同。上有宽厚之君，则下有守法之臣；上有急切之君，则下有推恩之臣，凡以交济其所不足而弥缝其阙。今也君臣之风，上下如一而无以相济，是以天下苦于宽缓怠情，而不能自振。此岂左右之大臣，务以顺从上意为悦，而岂亦天子自信以为好仁之美，而不喜臣下之有所矫拂哉！方今之制，易于行赏而重于用罚。天下之以狱上者，凡与死比，则皆蹙额而不悦，此其为意夫岂不善？然天下之奸人，无以深惩而切戒之者，此无乃为仁而至于不仁欤？臣愚以为辅君之善而补其不足，此诚大臣之事。苟天子自信以为善，欲以一人之私好，而破天下之公义，则夫大臣者，犹不可为也。惟知天子之仁义，而无务其迹以成匹夫之节，使大臣得参于其间而救其所短，此不亦近于天子之道欤？
○第四道
臣闻古者君臣之间，相信如父子，相爱如兄弟。朝廷之中，优游悦怿，欢然相得而无间。知无所不言，言无所不尽；开心平意，表里洞达，终身而不见其隙。当此之时，天下之人出身以事君，委命于上而无所忧惧，安神定气以观天下之政，荡然肆志，有所欲为，而上不见忌。其所据者甚坚而无疑，是以士大夫皆敢进而博天下之大功。至于后世，君臣相虞，皆有猜防之忧，君不敢以其诚心致诸其臣，而臣亦不敢直己以行事。二者相与龃龉而不相信，上下相顾，鳃鳃然而不能以自安，而尚何暇及于天下之利害？故天下之事，每每扰败而无所成就。臣窃伤之，而以为其蔽在于防禁之太深而督责之太急。夫古之圣人，至严而有所至宽，至易而有所至险，使天下有所易信而有所不可测，用之各当其处而不失节，是以天下畏其严而乐其宽。至于后世之君，徒知天下之不可以甚宽也，而用之其君臣之际，使其公卿大臣终日忧惧，不得安意肆志以自尽于其上，而以为畏威。徒知天下之不可甚严也，而用之其法律之事，使其天下之官吏欺其长上，得以苟免取容，不畏天子之法，而以为行惠。盖其所以用之之术甚悖而不顺者，至于如此。夫天下之人，上自百官，而下至于庶民，其为数安可穷尽？而天子者，以其一身寄乎其中。论其众寡之势，则天下至众，而天子至寡。论其智诈巧伪之术，则天下之众，固必有过于天子者。吾欲临之以天子之威，则彼有畏惮而不敢言。多为之堤防，以御其变诈，则彼之智，将有以出于堤防之所不能及。是以古之圣人，推之以至诚，而御之以至威；容之以至宽，而待之以至易。以君子长者之心待天下之士，而不防其为诈，谈笑议论，无所不及，以开其欢心。故天下士大夫皆欣然而入于其中，有所愧耻而不忍为欺诈之行，力行果断而无忧惧不敢之意。其所任用，虽其兄弟朋友之亲，而不顾徇私之名；其所诛戮，虽其仇怨睚眦之人，而不恤报怨之嫌。何者？君臣相信之笃，此所谓至严而有所至宽者也。然至大吏纵横放肆，犯法而无所忌，天下之所指目，律令之所当取，则虽天子有所不可辄释，使之一入而不可解，而后天下知有所畏，此所谓至易而有所至险。二者其事不同，而相与为用。夫是以至宽而天下无颓惰靡迤之风；至险而君臣无猜防逼迫之虑。夫惟能通其君臣之欢而尽行其刑法之所禁，而后可以及此也。
○第五道
臣闻事有若缓而其变甚急者，天下之势是也。天下之人，幼而习之，长而成之，相咻而成风，相比而成俗，纵横颠倒，纷纷而不知以自定。当此之时，其上之人刑之则惧，驱之则听，其势若无能为者。然及其为变，常至于破坏而不可御。故夫天子者，观天下之势而制其所向，以定其所归者也。夫天下之人，弛而纵之，拱手而视其所为，则其势无所不至。其状如长江大河，日夜浑浑，趋于下而不能止，抵曲则激，激而无所泄，则咆勃溃乱，荡然而四出，坏堤防、包陵谷，汗漫而无所制。故善治水者，因其所入而导之，则其势不至于激怒坌涌而不可收。既激矣，又能徐徐而泄之，则其势不至于破决荡溢而不可止。然天下之人常狎其安流无事之不足畏也，而不为去其所激；观其激作相蹙，溃乱未发之际，而以为不至于大惧，不能徐泄其怒，是以遂至横流于中原而不可卒治。昔者天下既安，其人皆欲安坐而守之，循循以为敦厚，默默以为忠信。忠臣义士之义愤闷而不得发，豪俊之士不忍其郁郁之心，起而振之。而世之士大夫好勇而轻进、喜气而不慑者，皆乐从而群和之，直言忤世而不顾，直行犯上而不忌。今之君子累累而从事于此矣。然天下犹有所不从，其余风故俗犹众而未去，相与抗拒，而胜负之数未有所定，邪正相搏，曲直相犯，二者溃溃而不知其所终极，盖天下之势已小激矣。而上之人不从而遂决其壅，臣恐天下之贤人，不胜其忿而自决之也。夫惟天子之尊，有所欲为，而天下从之。今不为决之于上，而听其自决，则天下之不同者，将悻然而不服。而天下之豪俊，亦将奋踊不顾而决之，发而不中，故大者伤，小者死，横溃而不可救。譬如东汉之士，李膺、杜密、范滂、张俭之党，慷慨议论，本以矫拂世俗之弊，而当时之君，不为分别天下之邪正以快其气，而使天下之士发愤以自决之，而天下遂以大乱。由此观之，则夫英雄之士，不可以不少遂其意也。是以治水者，惟能使之日夜流注而不息，则虽有蛟龙鲸鲵之患，亦将顺流奔走，奋迅悦豫，而不暇及于为变。苟其潴畜浑乱，壅闭而不决，则水之百怪皆将勃然放肆，求以自快其意而不可御。故夫天下亦不可不为少决，以顺适其意也。
